" 醫(yī)院對我們照料得很好很周到，非常感謝他們！" 在回憶起康復過程時，武漢一名 79 歲的老人對《國際銳評》評論員說。

正如疫情發(fā)生以來中國最高領導人始終強調的，要把人民的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。在中國疫情最嚴重的地區(qū)武漢，這一點得到了真真切切的體現(xiàn)。

這位名叫付春枝的老人今年 2 月不幸感染新冠肺炎，她的老伴也成為疑似病例。在武漢中醫(yī)醫(yī)院漢陽院區(qū)悉心治療下，這對老夫妻住院十多天后轉危為安。

在武漢，像付春枝這樣走出疫情陰影、恢復正常生活的患者有不少。截至 4 月 18 日 24 時，武漢確診病例降至 109 例，重癥病例減少到 22 例。在這背后，是一個個鮮活生命從死亡邊緣被奮力救回的艱苦過程。

據(jù)中國國家衛(wèi)健委官員日前介紹，在武漢確診的 2500 多位 80 歲以上高齡患者中，救治成功率約為 70%。這其中，7 位百歲老人已治愈出院。作為救治難度最大的群體之一，患病老年人治愈率之高，印證了中國防控疫情的生命至上原則。人們注意到，17 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求，湖北和武漢要繼續(xù)抓好疫情防控工作，精心治療、悉心護理重癥患者。

危機之下，中國對生命的尊重和救護見于細節(jié)。

為支援湖北和武漢抗疫，中國各地調派 4.2 萬余名醫(yī)務人員火速馳援；為確保病患者 " 應收盡收，應治盡治 "，武漢在很短時間內建成集中收治醫(yī)院和一批方艙醫(yī)院；經(jīng)過國家調配和采購，人工肺設備（ECMO）等急需醫(yī)療設備物資被陸續(xù)送往武漢……面對這場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速度最快、感染范圍最廣、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(fā)公共衛(wèi)生事件，" 中國速度 "" 中國規(guī)模 "" 中國效率 " 充分展現(xiàn)，目標只有一個——最大程度挽救生命。

據(jù)中國官方透露，截至 4 月 6 日，中國確診住院患者的人均醫(yī)療費用達 2.15 萬元，重癥患者人均治療費用超過 15 萬元，少數(shù)危重癥患者治療費用達到幾十萬元甚至百萬元以上，醫(yī)保均按規(guī)定給予報銷。針對個人負擔費用的財政補助政策正在醞釀。這從根本上解決了民眾就醫(yī)的后顧之憂。

中國全力以赴救護生命的舉措令人印象深刻。曾率隊赴中國實地考察的世衛(wèi)組織總干事高級顧問布魯斯 · 艾爾沃德說，中國知道如何讓新冠患者康復，他們下定了決心，投入也非常巨大，" 有什么就用什么，能怎樣拯救生命就怎樣拯救生命 "。路透社評價稱，中國采取的 " 令人難以置信的艱難措施 "，保護了數(shù)十萬人免于感染病毒。

日前，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接受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采訪，在被問及中國應對疫情的經(jīng)驗時回答道，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，對于中國來說這是最重要的，尤其是要保護好弱勢群體，包括老人、有基礎性疾病的人和窮人，為此不惜代價。

事實上，危機面前，如何拯救生命，考驗著一個國家和社會的良知和行動力。也只有在這種極端情形下，人們對個體與社會、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才有了更深刻的審視和反思。

這次疫情中，人們聽到很多不幸的故事。比如，在世界最大發(fā)達國家美國，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與死亡病例均為全球最多。美國媒體形容疫情創(chuàng)傷遠超 "9 · 11" 事件，足見其對該國社會沖擊之大。

有評論指出，一場疫情讓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種族歧視、社會不公等痼疾凸顯出來。比如，該國 2900 萬無醫(yī)保患者治療 7 天要支付 3.5 萬美元；有色人種的感染和死亡報告病例數(shù)最多，芝加哥約半數(shù)染病者和 70% 病亡者為非洲裔。據(jù)美國《紐約時報》17 日報道，自 2 月底起，全美養(yǎng)老院系統(tǒng)內已經(jīng)至少 7000 人死于新冠肺炎，占全美病亡比例超過五分之一。

值得關注的是，美國政府 16 日公布了 18 頁的 " 再次開放美國 " 文件，指導各州分 3 個階段重啟經(jīng)濟，并將最終決策權交給各州州長。然而，美國輿論認為，當前新冠肺炎的檢測范圍遠未達到能讓民眾安全復工的程度，病例數(shù)據(jù)看上去也沒有美國領導人宣稱的 " 疫情高峰已過 " 那么樂觀：據(jù)約翰斯 · 霍普金斯大學數(shù)據(jù)，截至北京時間 4 月 19 日 6 時 40 分，美國累計確診突破 73 萬例，超過 3.8 萬人死亡。

觀察人士認為，美國政府決策失誤引發(fā)了一場人道主義災難。究其根源，資本至上的邏輯以及貧富分化的加劇，導致美國民眾最重要的生命權無法得到充分保護。西方人篤信的 " 物競天擇、適者生存 " 觀念，與其標榜的公正、平等價值觀形成悖論，導致危機之下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被漠視。不少分析人士認為，這場疫情的一大后果是引發(fā)了西方社會治理模式和價值觀的危機。

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。無論什么樣的社會制度，對生命的尊重和守護都是基本底線。所謂 " 這也許就是人生 " 的說法，絕不應成為政治人物推卸責任的借口。放下偏見、摒棄私利、加強合作，才能為挽救生命贏得更多時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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